澳门新葡游戏网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资料(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第二期)
发布日期:2012-10-10     浏览次数: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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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溶:历史的基本结论和新道路的最高范畴

辛鸣:十八大召开正值我国处于重要“历史方位”

林培雄 刘光明:爱国主义: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力量

曹国永:行业大学要突出办学特色

裴建伟:抓住核心 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马德秀:研究生教育要更加注重适应需求

中国教育报:优秀博士后 一将何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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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专论:历史的基本结论和新道路的最高范畴

——对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重大命题的一点认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冷溶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2012-10-09

30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从那以后,这句话就成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主题。今年7月23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今天,学习理解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同志开辟的这条正确道路走下去,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更加明确的理论认识,迎接党的十八大的召开。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段话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这篇讲话也由此成为了名篇、经典。

这篇讲话,原来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终卷篇,1993年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经请示邓小平同志同意,移到了第三卷中,作为开卷篇,足见它的重要性。党的十二大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句话,成为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

然而,这句话不仅仅是历史的一个里程碑,而且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是开辟新道路的标志。这一点即使是在今天,也还应该加以深入地阐释和宣传,这对于帮助人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很重要的。

本来,“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的思想,不是什么新观点。搞社会主义也要走自己的道路,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三大改造自不必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范例。他的出发点正是“以苏为鉴”。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讲得更加明确。他说:“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还是在一段时间里犯了脱离实际的错误,走了弯路,造成严重损失。邓小平同志总结说,“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有的“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江泽民同志也总结说:“在我们过去的建设中特别是‘大跃进’中曾经搞过的一些事情,就太理想化了,脱离了国情,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所以,不管是照搬外国、照搬书本、照搬自己过去的经验,还是出于革命理想和革命热情,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原因有很多种,但总归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这是我们过去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通过作历史决议,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又总结了三中全会以后的正确经验,经过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终于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认识上来。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基本结论”,是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都走了很大的弯路后才得出的真知灼见。它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句话,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讲出来沉甸甸的。正像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一定要倍加珍惜,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

但是,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句话,意义还不止于此。看起来,我们党的认识好像是转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原来已有的正确认识上。这似乎并无新意,只不过是因为经过了曲折,认识得比过去更加深刻罢了。

其实不然。

这种看似回到原点的运动,是螺旋式的上升,已经有了质的不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来简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句话,不但是新概念,而且有了新的涵义。其中,蕴含了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很多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已经不是原来那种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僵化的社会主义了,有了自己的特色。

对这句话的新意,人们当时并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当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也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围绕这个主题,及时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和经济特区取得成功,“一国两制”和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等思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渐系统化起来。人们开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句话提出的意义逐渐有了更多的认识。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84年的一篇谈话,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宾提出的“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问题时,从坚持马克思主义讲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从中国的近代史讲到现在,从国内讲到国际,从改革讲到开放,从经济讲到政治,讲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他滔滔不绝,语惊四座。最后,他自信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这次谈话随后在《瞭望周刊》杂志上以“邓小平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题作了报道,引起国内外、港澳台的高度关注,一时洛阳纸贵。中央文献研究室请示邓小平同志同意,将这篇谈话发表在了《文献与研究》上。这就是现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的由来。随即中央又决定编辑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文集,这是他的第一本专题文集,成为后来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基础。

这些新的思想,其实在十二大之前,邓小平同志就已经思考了。在199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增补修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我们对这一点就有深刻的感受。

增补后的第二卷增加了14篇新文稿,这些文稿特别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句话中所蕴含的新意。包括《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等文章。正如第二卷出版说明中所说:“这次增补,对作者在上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已经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重要思想,作了比较充分的反映。”

那么,这些重要的具有新意的思想主要有哪些呢?

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5月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可见,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从本质上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总是从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优越这个角度来阐发这个问题。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力要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更高,一个是人民生活水平要不断改善和提高,而且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反复说明这个道理。这一观点与他后来明确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就指出,总结历史经验,第一条就是“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他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述,解放和启发了人们的思想,指导和推动我们党沿着这样的方向去思考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已经明确地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破解,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后来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关键作用。

除了这几个关于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外,在十二大之前,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这反映在历史决议中的十个“主要点”中,可以看作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次概括。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新增补的文稿中,还提出了“小康社会”、“两手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极具创新精神的新思想。

这里,还要说明一个问题。从邓小平同志当年留下的大量文献中可以看出,他在拨乱反正中一直思考的是两个“中国式”的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一个是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是一个意思,邓小平同志当年经常交替使用,常用的还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而且他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经常使用这个概念,这是他始终在思考的问题,是与他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历史决议以后,特别是十二大开幕词中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突出地解释和强调了这个意思以后,意义就不同了。这个不同,不但是因为从此明确了这一重大理论概念,并把它上升为我们党历史总结得出的“基本结论”的高度,而且是因为这句话中已经蕴含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理解和新涵义。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丰富的内涵,凝结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它不仅是总结历史得出的基本结论,而且是新道路的最高范畴。它由此成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主题,成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为什么自从这个概念提出以后,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的题目中都要有这句话?为什么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都要用这句话来表述,来概括?就是因为这句话准确地集中地反映了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本质。

这样重要的一些思想为什么当初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时候没有收入呢?这正说明由于它们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思想,全党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而这些思想本身也有一个成熟完善丰富的过程,其正确性有一个实践检验的过程。经过十年以后,从1982年到1992年的十四大,这一过程有了结果。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的九条内容,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而全党对这一社会主义新道路也有了高度一致的认识。此时,我们在修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再来看当初邓小平同志讲过的这些话,才有了深刻的感觉,理解了他当年的思想。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体现了继承前人,又体现了创新发展。我们要把它的继承性讲清楚、讲充分,还要把它的创新性讲清楚、讲充分,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我们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真正认识我们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

在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0年的时候,谈这点认识,以此作为纪念。

辛鸣:十八大召开正值我国处于重要“历史方位”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2-09-30

中共中央政治局28日召开会议,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今天,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接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专访表示,十八大是中国处于重要“历史方位”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担负着重大“历史使命”;通过这次党代会我党将更好地把握时代大势,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党的自身建设也会更加坚强。

十八大的“历史方位”与“历史使命”

随着十八大会议举行时间的公布,十八大走向我们的步伐越来越清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十八大也越来越关注了。中国社会为何如此关注十八大,辛鸣指出,这源于十八大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关于十八大的历史方位,辛鸣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十八大是在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年的大背景下召开的一次会议。从中国共产党在十二大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现在,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来走出了一条“新路”,我们称之为“中国道路”。虽然这条道路还未完全定型,但其道路的内容是确定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30年来,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一系列的实践成就和理论成果。这些实践的新成就,理论的新贡献,在即将召开十八大上会有系统深入的的梳理与阐述。

辛鸣谈到,因为这既是对过去三十年经验的总结,更是面向未来发展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既然我们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我们就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讲清楚,只有广大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清楚明了,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进而形成共识、形成合力。因此这个梳理与阐述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十八大上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第二,十八大是在中国社会走了10年科学发展之路的时间节点上召开的一次会议。十六大以来,中国步入了科学发展的新阶段,这10年来,中国科学发展之路走得怎么样,未来中国科学发展之路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前行,这些问题将会在十八大上进行部署和落实。中国社会在未来坚持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如何越走越宽广,十八大会对此作出一些制度保障和政策举措,这其中包括指导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等等。

第三,对30年和10年这两个时间节点的关注,其实都是着眼于同一个目标,即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大的五年,从2012年到2017年,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最为关键的阶段。这五年的行动纲领、战略部署、发展路径正确与否、科学与否、管用与否将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与发展空间。基于这样的历史方位,人民群众关注十八大的各项政策安排乃至一举一动就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了。

把握时代大势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

辛鸣在谈话中强调,所谓“把握大势”是指我们做决策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审时度势。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且为中国社会未来五年做出科学正确管用的战略部署,必须要对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有清晰的把握和深刻的认知。当今中国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方位,我们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大要求是什么,在这些方面我们不能想当然,更不能闭门造车。顺应历史趋势,我们的事业建设就会事半功倍,逆历史潮流必将一事无成。

何为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辛鸣认为,这包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改革创新。

首先,科学发展很好理解,目前世界发展的态势让我们看的越来越清楚,人类不能再继续追求传统工业文明下的简单的经济增长,这是一种没有发展前景的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再看和谐发展,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多元化发展,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而不同”的和谐关系应该是世界的主流。如果不能在这种和谐的背景下进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沟通,那将会引发巨大的冲突和一系列更为严峻的动荡。还有改革创新。当代中国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当今世界也是呼唤变革的世界,甚至连资本主义社会发育最为发达的美国也呼唤着变革。为了“改变”,美国人不惜选出一个黑人总统,就因为奥巴马的口号是“Change”。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化解,欧债危机的应对,国际格局的调整、世界局部性冲突频发等等问题,都呼唤着改革创新的大智慧和大动作。

此外,关于对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的把握,辛鸣指出,这又要与我们努力实现当代中国人民群众新期待紧密结合起来。

所谓“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就是随着中国社会这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老百姓在经济生活上基本都达到了“吃饱穿暖”甚至“吃好穿好”的水平。但是,在 “政治小康”、“文化小康”等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努力,或者说是该做而没有去做或没有来得及做。可是,如果这些方面的工作步伐缓慢或者疏忽,那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将会变成空话一句。如何让小康社会从“总体”走向“全面”,我们需要下大功夫、大力气。这个功夫,不是靠我们简单的一些理念和口号,而需要将这些理念和口号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固定下来。应该说,十八大肯定要对这些反映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的客观要求,反映当代中国人民群众新期待的现实要求做出回应,会通过一些具体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确定下来并加以实现,让我们的小康社会真正从“总体”走向“全面”。关于这一点,人民群众完全可以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有足够的信心和期待。

直面对风云变幻 保持党的纯洁性

辛鸣认为,不论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能没有领导核心,不能没有一个坚强有力、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党的自身建设的好与坏,直接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能否很好地满足和实现。因此,这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辛鸣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新要求,也同样应该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来看。我们面临的时代和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工作方法、行为模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种“与时俱进”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无论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信仰绝对不能丢、不能变,这是我们的立党之本。

在谈话最后,辛鸣总结强调,在我们走向现代政党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和发扬我们的政党优势,守住我们的政党根基,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有实实在在的举措,严肃严格的纪律。决不能因为时代变化了,因为我们的地位变化了,就昏了头,就丢了魂,就有意无意地放纵自己甚至消解党的形象。如果离开了党的宗旨和信仰,我们政党的先进性将名存实亡,我们党的建设就是沙滩上的阁楼。(万鹏)

爱国主义: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力量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2012-10-09

 

日本政府悍然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这是公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是对13亿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激起了富有爱国情怀的中华儿女的极大愤慨。我们要倍加珍惜人民群众高涨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引导人们文明理性表达爱国诉求,把满腔爱国热情依法有序地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集聚伟力的精神纽带

历史反复证明,如果一个民族一盘散沙,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不可能,更谈不上实现民族振兴。团结统一、集聚力量,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只有团结起来,亿万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凝结成坚不可摧的强大凝聚力,才能汇聚成锐不可挡的排山倒海之势,强力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

弘扬爱国主义有利于维系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历经风雨曲折而始终坚如磐石的一个重要原因。爱国,既是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的真挚热爱之情,对祖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自豪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也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的高度负责任的使命感。这种对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对中华大地的兹兹之念、对国家富强的殷殷之望,凝聚成了即使素不相识但也心心相通的文化基因,织成了即使人生道路迥异但也理想相同、殊途同归的强国梦想,能够熔铸成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紧紧地把大家维系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里。

弘扬爱国主义有利于引领多样社会思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日益凸显,这有利于思想的解放与社会活力的激发,但也给人们认清大方向、强化主心骨带来严峻挑战。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社会思潮,其中,爱国主义是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之一。由于中国人同根同祖同文同源,对中国和中华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认同感、归属感,无论其他文化兴起的势头多么迅猛,也无法取代爱国主义在人们灵魂深处的位置。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仍然离不开爱国主义带根本性、基础性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我主权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时刻,中华儿女能够瞬间结成强大的爱国统一战线,就是有力的证明。

弘扬爱国主义有利于整合多种社会利益。新形势下,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化,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增大。无论社会阶层结构多么复杂,利益群体如何分化,一个富强的中国始终是集中负载每个阶层和群体利益的最大载体,爱国主义始终是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共同追求,是社会心理的最大公约数。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帮助人们把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抉择,有利于人们在利益竞争面前保持理性和宽容,有效防止利益竞争激化社会矛盾,从而更好地实现和谐稳定。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迎难而上、战胜困难与风险的精神支柱

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困难和风险。只有迎难而上,在困难中砥砺智慧和勇气,在风险中锤炼风骨和精神,才能激流勇进,闯过险关,迎来光明而美好的前景。

爱国主义是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战胜千难万险的精神支撑。我们同诸多困难和风险的较量,往往既是经济、军事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精神、意志力量的较量。爱国主义具有克服任何困难而始终心志不衰、斗志不减的巨大力量,是我们战胜困难和风险的强大精神支柱。那种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那种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困难的民族英雄气概,那种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任何困难的民族自强信念,那种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等等,无不与爱国主义有着紧密联系。有了这些精神力量,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大的风险也能化解。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成长道路上,能够屡经挫折而不屈,屡历坎坷而不衰,外来势力压不倒,帝国主义打不垮,始终呈现出“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昂扬风采,创造出五千多年文明不曾中断的历史奇迹,从根本上讲,靠的就是爱国主义精神所激发出的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历史的诸多重要关口,在社会进步的漫漫征程上,我们都能看到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牢牢地支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铸就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壮大了五千年中华薪火相传的精神因子。每当国难当头、灾害袭来之际,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就会极大觉醒,犹如冲天的号角在中华儿女的心头激荡,激起我们整个民族与困难斗争到底的英雄气概和无所畏惧的民族气魄。在崇高精神的激励下,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救祖国于危亡,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从而以不同方式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抗争活剧。中华民族战胜艰难困苦的胜利进程,就是爱国主义显示巨大威力的生动写照。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智慧与勇气兼备的民族。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往往使我们整个民族把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异常卓越的智慧,表现出化劣势为优势的神奇创造力。必须看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拦路虎”。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越是遇到困难,就越是要把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胆识,转化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善于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世情国情党情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解决矛盾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切实把高涨的爱国热情转化为不断创造条件战胜困难的实际行动。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实现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发展壮大、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核心要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发展别无他途。也只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才能不断壮大自身实力,为一些难题最终得到彻底解决创造条件。

把爱国主义化作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精神旗帜。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历史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科学内涵。但无论怎样发展变化,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始终是爱国主义最为朴素的价值指向,始终是中华民族无数赤子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也始终是爱国主义最为厚重的历史意蕴。坚持这样的爱国主义,就能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上来,使当代中国发生持续、广泛、深刻的伟大变革,实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变。正是在当代爱国主义的引领下,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开启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以彪炳史册的实际行动了奏响了爱国主义最为雄浑激荡的伟大乐章。

把爱国主义化作维护国家利益的精神武器。维护国家利益,是爱国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已不再局限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是拓展到了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即国家利益的重心已经由生存转变为生存与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国最根本的利益。与此相适应,爱国主义鲜明地凸显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诉求和时代内涵。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强力推进,我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的发展密切相联,我国的国家利益已延伸到了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教育引导人们科学认识、切实维护我国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已成为时代要求。要加强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培育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夯实维护国家利益的情感基础;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深化维护国家利益的理性认识,确立爱国行为的思想先导;加强爱国主义行为教育,引导人们以实际行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国家利益。

把爱国主义化作推进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要引导人们把爱国热情转化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实际行动,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引导人们深刻认识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牢牢把握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党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立足本职、发奋工作的实际行动汇聚成推进民族复兴的浩荡潮流。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林培雄 刘光明)

行业大学要突出办学特色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曹国永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2012-09-29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行业大学之所以能够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正是由于国家和行业的需求以及自身鲜明的办学特色。在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进程中,行业大学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行业大学要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打好特色牌,坚定不移地走以质量和特色取胜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重点突破,凝练学科发展特色

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龙头,也是特色办学的关键。从世界著名大学的学科发展历程看,虽然目前其整体学科发展水平都很高,但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是在某个或几个特色学科上实现重点突破,从而带动学校整个学科体系乃至全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行业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长期的发展,大都形成了自己的优势特色学科,并由此构筑形成了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并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以及在行业领域的稳固地位。借鉴世界著名大学的发展经验,行业大学应加强战略思考和谋划,进一步明确发展定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先为有所后为,加大统筹协调力度,集中力量把优势做大、特色做强,使之成为有效提升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战略基点和突破点。要坚定不移地围绕建设优势特色学科和行业发展需求,汇聚一批领军人物和尖端人才,形成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标志性成果,推进行业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学校学术声誉与学术水平,推动优势特色学科率先创建一流,实现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高。

深化改革,强化人才培养特色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在办学兴校过程中,行业大学应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坚持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为首要任务,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将其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首要标准。作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重点行业适用人才的重要基地,行业大学应加大改革力度,注重高素质行业特色人才的培养。要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学,建立人才培养特区。要以实施卓越工程师、卓越农林人才、卓越法律人才、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等改革试点为抓手,探索校企紧密对接的人才联合培养及管理运行机制,建好校外实践基地和科研平台,拓展利用行业教育资源,着力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努力培养行业急需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具有行业领军潜质的拔尖创新人才。

扩大开放,突出社会服务特色

从世界范围看,随着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日益凸显。作为重点行业的人才培养基地、知识创新源泉、技术革新要塞,行业大学秉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宗旨,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支撑、引领我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在与国家、区域特别是行业发展的长期合作中形成了牢固的产学研联盟。这既是行业特色大学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是支撑其长远发展的重要依托。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了重要快速发展阶段,为行业大学与行业产业共发展共繁荣提供了重要契机。“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实施,强调高校与行业企业协同创新,为行业大学加快改革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行业大学必须始终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和行业、区域重大需求,以解决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为导向,不断深化服务内涵,强化协同创新,努力取得一批行业领域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国家、行业和区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水平。同时,行业大学要主动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和“留学中国计划”,全面推进国际化进程。

勇于创新,打造大学文化特色

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赋予包括行业特色大学在内的高等学校的历史责任,也是有效提升大学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为此,首先要着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行业气派,并且与学校自身特点相契合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为学校长远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要积极投身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全面激发办学活力;另一方面要不断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各环节高效运转的管理体制机制。在推进管理创新中,行业大学应充分发挥自身与有关部门、行业企业联系密切的天然优势,在学校管理上注重发挥学校董事会的重要作用,在制定发展规划、研究办学重大问题时,要广泛听取董事单位的意见,并积极与行业企业的董事单位建立战略联盟,在人才培养上深化校企联合培养,在科学研究上推进协同创新。其次要着力推进承载行业传统、彰显时代风格、体现学校特色的大学文化建设,为学校长远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行业大学因行业而发端壮大,使命责任中始终流淌着行业文化的血液。在提高质量进程中,行业大学必须坚持传承行业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积极吸收其他行业乃至不同国度的优秀文化成果,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品格。

  

抓住核心 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来源:人民网 2012-10-09

 

编者按: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我国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印发实施,9月新学期开始,提高质量无疑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核心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本网记者万鹏电话采访了河南理工大学一线教师裴建伟,他围绕基本教学工作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高校如何提高高校教育质量。

裴建伟认为,高等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服务和服从于这个大局。这就要求坚持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彰显、成长成才为根本,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养,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人才培养体制,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他认为,提高高校教育质量,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教育工作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裴老师指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了积极向上的观念,才会有奋发图强、服务社会的行动。育人是高等教育各项工作的根本,而德育又是育人的根本。德育工作既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也体现在高等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作为高校的德育一线教师,裴老师认为,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加强学习,注重提升自身师德师风,不断提高专业素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依据,有力有理地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根有据地帮助学生科学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教育和感染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真正使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科学认识社会的能力和开阔的社会视野。其次,其他部门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也要注重以自身良好的言行身教影响学生和感染学生。最后,相关部门要协调配合,在整个校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宣传,营造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氛围,开展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引导学生自觉提高思想道德修养,进而实现学生学习有动力,前进有方向,成才有保障。

第二,教育工作要坚持围绕素质教育求突破。裴建委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社会的科学持续发展需要复合型、创新型和实用型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特别是能够实现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的素质教育。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分析形势,科学规划,营造环境,搭建平台,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不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他认为,一方面,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把人人可以成才的观念贯彻到教育的全过程,提高每个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学生是思考的主体、研究的主体、参与的主体,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重要的不是告诉学生解决问题的现成结论,而是要引导学生发现达成这一结论的方法。教师不能害怕学生提问题,而是要鼓励学生多提问题,引导学生提有质量的好问题,不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开掘学生的创新潜能。另一方面,教学管理部门、学生管理部门和团委要为学生创新搭建平台,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锻炼和展现。相关部门要科学规划,合理安排,认真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也要鼓励学生自己进行社会调研、科学研究和创业创新活动。同时要以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予以保证,对其中涌现的优秀学生、积极分子,予以表彰奖励,宣传报道,在整个校园营造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良好氛围,推动素质教育全面深入开展。

第三,教育工作要坚持围绕培养质量下功夫。裴建伟强调,教育教学改革要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把素质教育向纵深推进,切实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这就要求我们紧密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根据新的时代对于人才的新要求,不断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实现人才培养体制的配套改革。他指出,首先,立足于开展素质教育,提高人才培养水平的高度,不断审视、科学修订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方案,搞好专业建设的研究,不断推进内涵建设,培育特色专业,建设精品课程,引进高素质的人才,提高高职称教师为本科生上课的课时数,为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提供物质保障。其次,重视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在教学中积极倡导和推进启发式、研究式、案例式、问题式、合作式、模拟式、专题式等教学方法,鼓励教师因课制宜,探索和采用适宜的教学方法。学校以课程管理与教学督导为重要渠道和手段,不断加强对教师教学法的培训,推进研究型教学,提高课堂教学中采用启发式教学、互动式教学和研讨式教学的比重,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和探究精神的培养,提高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理论教学效果。再次,加强实习和实训基地建设,提高实习实训的效果。全面有效地利用校友资源,遴选更多优秀企业和单位作为稳定长期的实习实训创新基地,鼓励优秀教师参与指导学生的实习创新活动。开展更加多样化、更具实效性的实践教学模式。最后,加强校内合作,校际合作,合理利用校外资源。各学院根据自身专业特点,选择在本专业、本学科中有实力的高校,学校做好沟通联系,实现本科生和研究生出校出国交流学习、学分互认,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广泛的平台,开阔学生多元化的学习视野。(裴建伟)

研究生教育要更加注重适应需求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马德秀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的使用成本不断上升,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弱化,从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加速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轨道转型,创新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首要之需。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根本要靠人才。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来源,是人才第一资源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结合点,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是我国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和发达国家相比、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需求相比、和人民群众接受高水平教育的期盼相比,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其中,各级各类学位标准、培养目标定位、学科类型结构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家总体战略相脱节的问题,尤为值得注意。

1.数量和质量

从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经历了跨越式发展,博士生招生规模由1998年的1.5万人增至2009年的6万人;硕士生招生规模由1998年的5.5万人增至2009年的45万人。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博士、硕士授予单位已分别达到347所、697所,目前全国在学研究生已达140.5万人,其中博士生24.6万人。近三年,全国每年平均授予博士学位约4.8万人,硕士学位约43万人。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1996年超过韩国,2000年超过印度,2002年超过英国和日本,2005年超过德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大国。(2008年,美国授予博士学位数为63712人,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45338人)。

数量上的突飞猛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滞后的状况。客观地说,我国一些高水平大学培养的本科生是不错的,已在世界上得到普遍认可。但在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培养上,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做过一项调查,被调查的博士生、博士生导师和研究生教育负责人,对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评价选择“较高”的比例,分别仅为59.9%、29.7%和59.6%,原始创新不足是我国博士培养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差距。

这从国内大量优秀毕业生选择到欧美发达国家攻读博士学位上也可以得到一些佐证。据统计,1978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年均增长率为22.1%,出国留学人数长期位居世界前列。有资料显示,2009年,美国每年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中,每七个人就有一人来自中国。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研究生留学生来源国。

2.定位与结构

科学的定位、合理的结构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如何适应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出发点。过去半个世纪,美、英等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不论是在类型还是在层次结构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体现出新的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大学与业界实现更紧密的联系,培养出更多具有系统知识、专业技能和复合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美、英、德、法等国,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专业学位教育已成为研究生教育的半壁江山,尤其在硕士层次,专业学位获得者人数已大大超过学术学位的人数。

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加大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研究生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和活力,在我国也日渐成为社会的共识和期待。我国1991年开始实行专业学位教育制度,首批9所高校被批准为试行培养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的试点单位,当年招生105人。此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稳步发展,截至2006年,共批准设立了16种专业学位,具有专业学位授予权的院校达到402所,累计招生61万人。2007年,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宏观设计,总体规划,积极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的方针指导下,我国专业学位教育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2010年,新增19种硕士专业学位类别,新增专业学位授权点1431个。2011年3月,设置工程博士专业学位,至此我国博士层次专业学位已经增加到5个种类。基本形成了以硕士学位为主,博士、硕士、学士三个学位层次并存的专业学位教育体系。2009年招收专业硕士研究生7万余人,约占当年硕士研究生招收总数的16%;2010年占到25%,2011年达到30%以上,2015年计划提高到50%以上,累计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将超过100万人。

二、在适应需求、引领发展中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面向未来,我们要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必须始终立足国情、不断深化改革,努力探索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切实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自主发展之路来。

1.不断完善面向不同培养目标的培养体系

要针对培养专业应用型和学术型人才的不同培养目标,设置科学合理的培养体系,切实体现不同培养体系的独特优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必须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使人才培养主动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

2.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综合能力

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产业发展的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改变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更加注重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在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过程中,上海交大以创新能力提升作为核心,着力构建多学科集成与交叉的培养环境与机制,开设了“数学-金融”和“工科-管理”等本硕贯通试点班,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将最优秀的基础学科和最热门的专业“捆绑”在一起,实现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学生形成复合的思维方式,全面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3.发挥好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

没有一流的导师队伍,就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从生师比来看,我国2009年博士生教育中的生师比为4.44,略高于美国(约4.0)。从面上数据看,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并不明显。但我国研究生导师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在了科研项目的争取和承担上,花在学生指导上的精力相对要少得多。迫切要求我们尽快完善相关政策引导和考核标准,为导师“减负”。同时,要更加重视导师的道德水平、人格魅力对于研究生人生道路、职业生涯的影响。

4.更加注重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培养

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和不断进取的科学精神,是研究生从事未来事业的基本要素。他们的人文素养、学习动机决定了其能在未来事业发展道路上走多远。据调研资料显示,当前相当一部分研究生考研的动机或是出于缓解就业压力,或是出于改变当前工作或生活状况的愿望,缺乏追求真理的执着勇气和对科学研究的内在兴趣。在期待社会大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高校要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鼓励和引导研究生尊重科学、刻苦求学、严谨治学;进一步开展研究生社会责任感教育,丰富社会阅历,培育人文情怀,塑造高尚情操,增强服务国家人民的责任意识。同时,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显著提高研究生待遇,改善学习、工作、生活条件,让他们真正能够安心求学,潜心科研。 

优秀博士后 一将何难求

中国教育报 2012-07-13    

新闻回放

在近日举办的“2012中国博士后院士论坛”上,有关人士透露,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27年来,累计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9万余人,已出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绝大多数成为各领域的科研骨干和学科技术带头人,其中35位博士后研究人员当选为院士,但与会的博士后院士认为,目前我国的博士后制度中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还需要改革、调整

“洋”、“土”博士后待遇差距大

厦门大学郑兰荪院士是我国首批博士后,他认为,现在虽然高校、研究所、企业对博士后需求很大,但就是招不到或者招不够优秀的博士后。

郑兰荪说,参加论坛前一天,和几位同行的院士交流时,大家都感慨这几年没有招收到比较优秀的博士后,“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怎样创造条件,改变机制,吸引优秀博士后人才。”

根据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的统计,近年来,每年进站博士后占当年毕业博士的20%,申请进站人员占当年毕业博士的80%。在这种优中选优的前提下,为何许多实验室、流动工作站依然招不到优秀博士后呢?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武向平院士认为,“洋博士后”和“土博士后”的不同待遇,是许多实验室招不到优秀博士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武向平的两个学生就是例子。一个在英国做博士后,4年后回来进入中国科学院,单位给房子,还给了研究员待遇。另一个先是在北京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后又去清华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而不仅单位没给房子,职称也只是副研究员。无奈之下,后来他选择去瑞士“镀金”做博士后,说“喝过洋墨水,回来以后待遇肯定会比现在高”。“两个学生的水平差不多,仅仅因为经历不同,待遇和工作机遇就完全不同。”武向平说。

“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把国外留学人才吸引回来,因为待遇差别过大,就可能挫伤一直留在国内的一些优秀人才的积极性。”武向平说,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如何适当缩小这种差别,稳住国内一批优秀的博士后队伍。

缺乏学科交叉的科研平台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146个,涵盖理、工、农、医等13个学科门类,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149个,涵盖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域。每年进站博士达到1万余人,已成为高校、科研院所补充师资和科研人员的重要来源。

庞大的博士后人才队伍,能否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支柱力量和活跃因子?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赵宪庚院士认为,当务之急是让博士后队伍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找到用武之地。比如设立一些博士后创新基地,促进学科交叉,解决关键的科学技术问题。因为现有的博士后工作站多是单一学科的,而国家重大专项涉及的学科领域比较广,单靠某一学科不能解决其关键技术问题。

此外,培养单位也要有意识地让博士后参与关键技术攻关,“不能把博士后当成博士生,更不能当成打工的,应该让他们独立发展、自主创新。”赵宪庚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苏义脑院士认为,建站单位合作导师要把关爱博士后作为一个基本理念。苏义脑先后指导过25位博士后。每次分配任务时,他总是把关键的、有理论创新、能引起重大突破的技术攻关工作交给博士后完成。

建站审批门槛过高、手续繁琐

“博士后的核心特点是‘流动’,而且只是一个工作经历,不是学位教育,因此,没必要设置太高的设站门槛。”郑兰荪认为,博士后设站可以适当放开,要不要设站、有多少名额、给多少待遇,这些都可以由聘人单位、企业来考虑。同时,有关部门可以借鉴人才交流网站的经验,设一个统一网站,给想当博士后和想聘任博士后的供需双方提供一个互相了解的信息平台,促进博士后的流动。

“现在博士后设站审批门槛过高、手续繁琐。”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李树深院士说,依托于高校和研究院所设立的博士后流动站,如果自主权较大,企业只要提出某项亟待攻关的科技难题而且愿意出钱,相应的工作站马上就可以得到批复设立,就能同时调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如果再走两年审批程序,企业对这项技术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了,损害的不只是企业利益,国家的利益同样受到损害。

“国家在待遇、身份认同、经费保障等方面提高博士后吸引力的同时,还应当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和博士后本人的实际情况,将博士后进出站时间的决定权交给导师灵活掌握。”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张希院士建议,还可借鉴洪堡基金等国际成功经验,设立专项经费,吸引优秀的国外博士来中国进行博士后研究。

针对许多优秀博士毕业后首先找工作而非进博士后流动站的现状,厦门大学教授焦念志院士认为,应从机制上考虑给博士后提供相应的出口,可以考虑建立一种“直通车”模式——博士后出站时,在鉴定其科研水平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给他们一个相应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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